中央党校张占斌：房地产业仍有机会，供给侧改革是关键
中央党校（国家行政学院）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张占斌扩大内需战略关键在于落地，其中“三个倍增”是必要条件。“要实现‘三个倍增’，就要让‘三个积极性’有更大的作为，就要有三个方面的深化改革。”中房报记者 李叶 北京报道“中国经济在过去40多年取得辉煌发展，房地产行业作出了巨大贡献。”一开场，中央党校（国家行政学院）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张占斌就表示。1月24日，张占斌在由中国房地产报、中国住交会组委会、中国城市与区域治理研究院联合主办的“沉潜蓄力 择势而行 2024中国房地产年度趋势论坛——暨CIHAF第二十四届中国住交会”上坦言，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中，中国房地产破解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，推动了中国城镇化的发展，它的意义是有目共睹的。“如今，随着时间推移、形势转变，中国房地产行业也面临着新的选择、模式的转型，机会和挑战蕴含其中，需要房地产行业的企业家和专家共同探究如何抓住新的历史增长点。”目前，市场和企业遇到不少困难，不少人对经济和房地产发展存在疑惑。张占斌表示，中国房地产业仍然有机会，大家需努力前行，把应做的事做好。“当前，房地产业需要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加大供给的精准性、灵活性和有效性，满足市场和人民个性化、多样化、差异化、动态化甚至定制化的需要。只有这样，中国的房地产业才能不断前行，再创辉煌。”不过，房地产的供给侧结构改革也面临挑战。“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，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。”长期的思考、调研与研究，张占斌认为，中国供给侧改革能否真正成功，评判标准在于扩大内需战略是否真正落地，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是否真正启动、运转、畅通。扩大内需战略关键在于落地，张占斌从多个角度作了深度分析。其中，“三个倍增”是必要条件。第一个“倍增”是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增。以2020年为基数，到2035年，全国人均收入平均基数要达到6万多元。第二个“倍增”是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倍增。目前我国有4亿中等收入群体，到2035年，中等收入群体将增加到8亿人。扩大内需既要增加需求的量也要提升内需的质，这就要求有更多的人跻身到中等收入群体中来。第三个“倍增”是市场经营主体数量倍增。2012年，我国市场经营主体5000多万个，2020年达到1.4亿个，2023年达到1.7亿个左右。只有市场经营主体数量实现了倍增，前两个倍增才有实现的基础。“最近，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给予高度关注，学术界、理论界、实业界都在讨论这一话题。” 张占斌表示，实现“三个倍增”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坚实性力量。张占斌表示：第一，实现“三个倍增”有利于人民群众的消费升级，形成新的消费需求。需求端倒逼供给端升级换代，高质量完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形成培育高新技术产业的动力，助力新质生产力的进一步形成和发展。第二，实现“三个倍增”将培育更多的数字型、智能型产业体系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市场经营主体，为中国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培育更加丰富的肥沃的土壤。第三，实现“三个倍增”能巩固我国世界市场和世界制造中心地位，为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高质量融合提供条件，为聚焦世界高质量生产要素，加快形成世界科技中心和科技革命的策源地提供强有力的支撑。实现“三个倍增”的过程中，张占斌强调，必须处理好“三对关系”。第一对关系是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”和“以人民为中心”的关系。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的价值立场，这种价值的实现基础是经济建设的成功；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，是实现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目标的最重要条件。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，要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，要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，很好地体现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。第二对关系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。从大的宏观方面来看，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，就在于较好地处理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，充分发挥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，也更好地发挥了政府作用，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。但是从具体的微观方面来看，这方面仍存在着不少问题，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两个比较优势，还有待于进一步发挥，需要构建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。第三对关系是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的关系。具体来说，是中央企业、国有企业和广大中小民营企业的关系要处理好。公有制和非公有制企业都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要共同担负起中国经济成长重任，共同担负起推动中国经济成长的重任。它们是相互促进、相互配合的关系。张占斌提醒说，民营经济发展得好的地方，国有企业发展也会好；民营经济发展得不好的地方，国有企业很难发展好。“‘三对关系’处理得好会调动‘三个积极性’。” 张占斌解释，第一个积极性是调动广大企业的积极性，重点是民营企业的积极性。中央发文支持民营企业民营经济发展壮大，说民营经济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，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，是推动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、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力量，各级政府也要创造一个好的宽松的市场经济环境，来支持民营经济发展，为民营经济排忧解难。第二个积极性是调动资本市场的积极性，特别是民间资本的积极性。中国资本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，但也存在不少突出问题，有些问题还比较严重，股民基民意见很多。资本市场搞得不好可能就会增加风险。建设金融强国，必须调动资本市场的积极性，这方面需要下更大的功夫。第三个是调动领导干部的积极性，特别是地方领导干部的积极性很重要。中央对此也出台了一些激励机制，鼓励干部要勇于担当。“如果大家都‘躺平’，中国经济怎么能够向好的方向发展？”张占斌表示：“要实现‘三个倍增’，要让‘三个积极性’有更大的作为，还要有三个方面的深化改革。”第一个深化改革，就是在重大的理论上，法律制度方面，要有改革和突破。比如，关于民营经济的理论、关于资本问题的理论，能不能有新的突破。第二个深化改革，就是在一些制度的系统集成创新上需要有更大的突破。比如，扎实推进共同富裕，特别需要推动城乡居民收入普遍增长，就要下决心改革收入分配结构，改变现有的国民经济分配格局。第三个深化改革，就是地方综合性的改革，包括先行区、示范区、自贸区等的改革。改革试点也应该奋勇争先，形成可复制、可推广的经验，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，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。
本信息由网络用户发布，本站只提供信息展示，内容详情请与官方联系确认。
